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也做过国有化的常识，但从总体而言，他们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秩序。他们所做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资本主义市场分配机制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通过各种社会政策，对人们的实际收入进行了二次分配，从而促进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基本平衡，保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运行。
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经济的增长速度开始明显放缓。20世纪70年代中期，石油输出国组织在两年之内把石油价格提高了12倍，从而引发了一场普遍的经济滞胀，所谓的黄金时代宣告结束。欧洲社会民主党也面临巨大的危机和挑战。
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二者互相制衡，不可能同时发生。政府的责任就是在这二者之间不断平衡，从而保证整个经济平稳发展。
1973-1989年欧洲14个国家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
在英国，1951-1979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共识政治时期”。这一时期虽然保守党与工党轮流执政而且保守党执政时间还稍多一些，但总体上说，保守党人在策略上也做了调整，他们基本接受了凯恩斯主义。保守党在执政期间，执行的实际上也还是工党在战后初期确立的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保证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从1970年6月以希思为首相的保守党上台到1972年2月，英国的失业人数就从60万增加到100万。希思政府沿用传统做法：由政府出资，接管了一些经营不善的企业，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人力服务委员会，负责劳动力培训和创造就业机会。但此时英国的通货膨胀现象也已经出现，其明显标志是物价快速上涨。工会要求工人工资必须随物价上涨而增加，这势必加剧通货膨胀。保守党无法满足工会要求，遭到工人群众强烈反抗。
1974年工党执政接手这块烫手的山芋：不仅要止住经济发展的颓势，还要遏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结果是，1974年和1975年，英国经济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1975年底，英国的失业率突破了两位数，其通货膨胀率也达到了惊人的24.2%。1978年开始，英国各地的工人纷纷开始罢工。
在1979年选举中，保守党明确提出要抛弃凯恩斯主义，实行私有化，限制工会权力，限制货币发行量，遏制通货膨胀。结果保守党赢得选举，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
保守党认为，如果传统生产过剩表明市场机制失灵的话，那么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则表明国家干预已经失灵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在免除了人们的忧患意识的同时，也腐蚀和磨灭了人们的拼搏意识和进取意识，淡化了人们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公司和企业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以各种税收的方式集中到国家手中，从而使得企业和公司为了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投资基金短缺，导致企业设备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下降、国际竞争力下降。
第一，减少公共开支，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后撤。撒切尔接受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思想，认为重振英国经济首先必须稳定英镑的币值，减少英镑的发行量。控制货币总量确定为一个硬指标的同时，还制定了各公共部门削减开支比例的硬指标。货币总量和公共开支的压缩，意味着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只能得弱化。
第二，降低税率，给企业松绑。保守党政府认为，社会不平等是绝对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一。用政府二次分配的方法去消除不平等，不仅在事实上会造成新的不平等，而且还会消磨人们的社会责任。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几乎把社会财富的50%集中在政府手中，这不仅必然会滋生腐败、浪费、低效率、官僚主义等，而且即使是上述都能避免，也不过是把人们都变成了“幸福的奴隶”而已。为了让每个人都享有更多的选择自由，就必须把钱留在个人的腰包里。在1979年之前，英国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达到了83%，保守党上台后将其逐步降低到40%。在1979年之前，英国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曾达到了52%，保守党上台后将其逐步降低到33%。
第三，私有化。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曾经把英国的铁路、航空、煤炭、电力、钢铁、电信等许多行业实行了国有化。保守党执政后曾经把钢铁业进行了私有化改造。1964年工党重新执政后不仅把钢铁业重新实行了国有化，而且把公路运输中的主要企业、机场、主要码头等也收归国有。1975-1979年，为了挽救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工党政府又出资收购了一些企业，并创办了英国国家石油公司。到1979年，英国国有企业的职工占了全部就业人员的5.9%，国有企业的产值占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其固定资产占英国固定资产的15%，成为当时西欧各国中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仅撒切尔夫人担任首相的前两个任期，英国就把全部国有企业的三分之二实行了私有化，获得了270多亿英镑的财政收入，弥补了因减税而出现的财政亏空，而且还大大增加了英国社会中“股票持有者”队伍。
第四，驯服工会。1980-1990年，英国共颁布了5部限制工会运动的法律，英国的工人运动自此几乎一蹶不振。
在法国，1981年法国社会党不仅赢得了总统选举，而且在议会选举中也大获全胜。社会党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来刺激需求，以需求来刺激经济，以经济发展来刺激就业。但实际情况却在社会党政府的预料之外。提高了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的确刺激了消费，但却没有刺激法国的经济增长，而是刺激了法国的进口。法国自己的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而且还在进一步攀升。社会党政府在1981年10月、1982年6月和1983年3月连续三次宣布法郞贬值，同时宣布冻结工资和物价，压缩公共开支，收紧银根。在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社会党还是失去了多数派的地位，法国开始了左右共治时代。
与英法相比，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滞胀在德国要缓和很多，有三个重要原因：德国法律规定德国联邦银行有保证德国马克币值的义务；《共同决定法》允许工人代表参与企业的决策与管理，在经济不景气的条件下，德国工人没有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德国遣返了一批外籍工人。到到了1981-1982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出现了负增长，登记失业人数达到了200万。社会民主党政府拿不出任何应对措施，输掉了1983年的选举。
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其1999年发表的题为《工人运动的世纪》的文章中支出，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之所以能够盛行将近一个世纪，是因为它有三大基本柱石：第一大基本柱石是“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它的数量不断增长，认为自己属于工人阶级的归属意识也在不断增长，这种归属意识把形形色色的劳动群众以及或多或少比较贫困的人们融合为一个唯一的阶级”；第二大基本柱石是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恐惧”——对于西欧资产阶级来说，接受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改革是为了抑制共产主义进军；第三大基本柱石就是充分就业。
一方面，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兴起和一系列社会改革的推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也在不断地调整、改革。福特制的创立，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福特制创立于1913年。以其创立者亨利·福特的名字命名的这种生产方式，其主要内容是在操作过程规范化的基础上，采用流水线的方式，实行大批量、大规模生产。
福特制不仅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而且还在事实上把绝大多数人口都卷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在福特制度下，传统的手工业作坊、传统手工技艺等都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是大量工业品的制造者，同时又是大量工业品的主要消费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福特制向西欧进军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遇。战争把作为主战场的西欧几乎夷为平地。在战后欧洲重建过程中，西欧各国在接受马歇尔援助计划的同时，也接受了福特制流水作业法。战后初期，在马歇尔援助计划的直接帮助下，一条条福特制流水作业线雨后春笋似的在西欧各国建立了起来。
福特制的全面推广引起了西欧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英国虽然早在18世纪中叶就完成了产业革命，德国、法国、意大利及北欧各国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也先后实现了工业化，但传统手工业经济及家族式管理体制在欧洲一直有着深厚的影响。福特制的全面采用，使得西欧彻底告别传统。大规模的现代化大生产在西欧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迅速占绝对主导地位。与此相伴随的就是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个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一条条流水作业线，客观上把工人们组织成为一个个纪律严明的集体，因为，流水线上的工人，已经变得跟他们所处理的零部件一样，也可以随时调换。而一旦离开了流水线，单个的工人将一事无成、一无所有、一文不值了。因此，随着福特制的普遍推行，西欧各国的工会组织也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西欧各国的工人，特别是制造业的工人，几乎百分之百地加入了工会组织。各国的各个行业都成立了各自行业的工会，有几个国家还成立了全国总工会。工人们组织起来了，这不仅对工人们争取和维护自身的利益有利，对于要建立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建立稳定的生产秩序的各国政府以及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一件好事。西欧各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颁布了一系列劳动立法，建立了集体谈判和集体解决劳资冲突的机制。这样一来，过去通常发生在厂房、街头甚至街垒的劳资冲突，现在都放在了谈判桌上。这也是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大繁荣的一个重要成因。
但是，自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情况有了变化。随着战后恢复性建设的完成和被战争压抑、延缓了的消费的满足，以大规模、大批量生产为特点的福特制遇到了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消费市场基本饱和。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西欧，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更新完毕，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已经普及。不仅如此，1964年避孕药的普遍推广，战后一度出现的婴儿潮也戛然而止，有些国家的人口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人口无疑是一切社会生产的最终消费者。没有了消费者当然就没有市场，而没有了市场，福特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不仅如此，流水线上的大量产品一一汽车、电视机、冰箱、啤酒、服装、面包等，一旦找不到销路，就意味着生产越多，亏损就越多，生产得越快，破产就越快。为了避免亏损、避免破产，资本家不得不压缩生产规模，从而导致许多生产线开工不足。生产线开工不足，必然导致生产成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下降。据联邦德国的有关文件记载：“劳动生产率，即每名就业人员创造的国内产值在1958至1966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增长比例高达6.2%，1967至1975年期间平均年增长率为4.7%，1975至1981年期间下降为2.9%，1982至1985年进一步下降为1%。”
西方的许多文献把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终结归因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两次石油危机，这也不无道理。因为，石油价格暴涨，确实会增加生产成本。但实际上，如过市场不萎缩，资本家会很轻易地把增加了的成本转移到他所生产的产品之中，从而转嫁到广大消费者头上。在市场已经萎缩、产品已经积压的条件下,石油价格的暴涨对于西欧资本主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也就是说,石油危机仅仅是压垮西欧资本主义的最后一根稻草。在当时的情况下,西欧各国资本家别无选择，只能压缩生产规模,甚至干脆关闭生产线。这就是为什么西欧各国的失业率自那时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的真正原因。
前面提到,在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西欧各国都曾出现过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局面,西欧各国都曾招聘了大量外籍工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劳动力已经供过于求，这使得劳动力市场上工人一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这在客观上为西欧各国资产阶级压缩工人福利、大砍已经建立起来的福利国家制度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经过30年的大繁荣，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欧各国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基本的物质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各国的法定工作时间都大大缩短（法定周工作时间都在39小时之内），工资水平都有大幅提高。再加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排除了人们的各种后顾之忧，致使人们不仅不再省吃俭用，甚至连孩子都不愿意生养。这意味着，西欧各国民众手里有了更多的钱，有了更多的闲暇，他们可以过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们不再满足于福特制度下那种千篇一律的、集体性的、模式化的消费，开始向个性化、多元化、后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而福特制那种流水线生产的千篇一律甚至万篇一律的产品，显然不能满足这种多元化、个性化、后现代的消费需求。于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福特制逐渐被后福特制所取代。
所谓后福特制是指以模块化组建为手段，根据市场需求，小批量、多品种、灵敏、精益、快速生产客户所需产品的一种生产方式。从生产理念上说，福特制强调的是以生产为导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怎样降低生产成本，是生产引导消费，是卖方市场。后福特制则恰恰相反，它强调以客户需求即以市场为导向，以销定产，是买方市场。因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从“温饱型”转变到了“享受型”，人们的消费需求已经变得丰富多彩，难以预测。在福特制时代，由于流水作业线的设备要求比较高，一般都比较昂贵，必须靠大批量生产才能收回在设备上的投入，才可能赚钱。因此，几乎所有的流水生产线都要求不间断地运转，然后生产出一大批千篇一律的产品，交给市场。而面对多元化、个性化的顾客，这种千篇一律的产品显然无法满足。例如，即使是同一品牌的汽车，有的人可能喜欢豪华版，有的人喜欢家庭版，还有的人喜欢越野版或者公务版，再加上不同的座位数、不同的厢位数、不同的颜色、其他不同的配置等。这些不同元素的不同排列组合，就可能形成成百上千种不同的生产方案。这成百上千种汽车显然不能在同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因此，从外观上看来，后福特制实际上是把原来的整条生产线化整为零，分解成为一个一个的“生产岛”，把原来整条生产线上的工人分成不同的班组。每个班组都是独立的生产单位，都能独立生产出一款别具特色的汽车（当然，所使用的都是标准零部件）。显而易见，这种灵活的生产方式能够适合灵活多变的市场需求。率先采用后福特制生产方式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曾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丰田汽车一度成为全世界最有名、销量最大、获利最大的汽车。丰田汽车公司的成功，甚至带动了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使得日本的经济发展战略由原先的投资发展型转变为出口导向型，使得整个日本经济得以迅速崛起并且超过西欧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后福特制（最初也叫作丰田制）的生产理念和生产方法逐步被西欧各国所接受，并且逐步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由于主要发生在生产领域和技术领域，因此，如同当年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变一样，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场平静的革命，以至于人们甚至很难在这两者之间确定一个明确的分界线和节点，然而，这一变革所产生的影响却极其巨大：它打破了西欧各国在战后大繁荣时期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和所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并且向主要由各国社会民主党创立的、以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策提出了挑战。
首先是冲击了战后西欧各国普遍实行的充分就业政策。如前所述，充分就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三大基本柱石之一。西欧各国的福利国家制度是以充分就业为基础的。在福利国家制度全盛时期，西欧各国为其公民提供的各种福利和保障，归根结底还是要由广大人民群众来埋单。羊毛归根结底要出在羊身上。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享受者，通过个人所得税的方式为这些福利和保障埋单。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和绝大多数个人来说，他们对于福利国家这份大锅饭的贡献与回报基本上是持平的。后福特制的采用，淘汰了一些过剩、过时的产业和企业，出现了大量的失业人员，特别是出现了一大批长期失业的人员。1979—1989年，法国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9.0%，英国为9.5%，意大利为9.9%，西班牙居然高达17.5%，经合组织欧洲成员国平均达到了9.1%。如此大批量的失业人员的存在，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制度入不敷出。因为这些失业人员不仅向国家交不了税，而且还得靠国家的失业救济金生活。这就意味着西欧各国政府在税基萎缩、收入减少的条件下还要加大社会福利开支。其结果必然导致各国政府都赤字运行、债台高筑，最终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从而使整个西欧经济长期处于“滞胀”状态。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当成“滞胀”状态的替罪羊。
此外，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同时也为了应对全球化竞争，后福特制客观上要求所有企业都必须不断创新。有人甚至将后福特制称为“持续性创新制”。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取得成功，都不仅需要有大量的市场调查，还要有大规模的市场研究开发，必须敢为人先，必须创新。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大量的资金投入。但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建设福利国家，当然也为了缩小实际收入上的差距，西欧各国都加大了税收的力度。西欧各国的企业不仅必须为自己的职工缴纳社会保险税，还必须向政府缴纳营业税、资源税、环境税、利润税等，资本家和高层管理人员还得缴纳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企业用于技术研发、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就捉襟见肘了。
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尽管已经大大降低，但到1997年，西欧各国的税收仍然占据着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相当大的比重，其中法国占到了45.1%，瑞典占到了51.9%。就单身职工可支配收入占毛收入的比例而言，丹麦只有56.6%，德国只有57.9%。也就是说，在这些国家，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单身职工，几乎要把自己毛收入的一半交给政府被做成“大锅饭”。这固然有利于社会团结和社会稳定，但也必然抑制人们个性、创造性、拼搏精神的发挥。因此，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有一个共同的主张就是减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是导致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长期“滞胀”的根本原因。1984年12月29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就这样写道：“许多年来，左翼分子在世界范围许多国家所奉行的这种政策已经证明，它是阻碍经济增长的最佳公式。经济增长要求拥有资本，并有效地运用资本。当通过课税把资本没收，并让政府的部长们为自己的政治晋升而巧取豪夺时，这两者就都化为乌有了。”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减税、砍福利国家政策、私有化等成为一种主导潮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私有化浪潮”。
后福特制之所以能够改变西方社会政策发展的基本走向，是因为它从根基上摧毁了社会民主主义最重要的柱石——人数庞大、阶级意识日益增强的工人阶级。
西方有一种很流行的观点，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后福特制被广泛采用之后，西欧各国已经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进入了后工业社会。其明显标志就是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即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全部经济活动人口所占的比重明显减少、服务业即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并且逐步占据了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绝大多数。
虽然由于历史及自然资源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西欧各国制造业达到峰值的节点各不相同，因而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的节点也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除了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三个南欧国家之外，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就业人员都开始明显减少。以1960—1961年为100的话，到了1992—1993年，比利时、荷兰、挪威、瑞典、英国等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才只有50多一点，瑞典仅为49.1。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只有77.3。而与此同时，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则明显增加，并且逐渐占据了全部经济活动人口的绝大多数。正如唐纳德·萨松所指出的：“人数规模的问题相对来说是简单直接的。当界定一个阶级的时候，人们要做的首先就是关注其人数多少。在1900年，绝大多数社会主义者相信，最终差不多每个人都会成为一名工人。而到了1990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对自己的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还坚持这样的观点。”甚至西方新左派运动的理论家、新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奥地利思想家安德烈·高兹也坦诚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他于1982年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书，书名就叫作《告别工人阶级》。作为制造业之基础的钢铁业的就业人数的变化，可以佐证工人阶级队伍缩减这一事实。
与1973年相比，1990年西欧五个钢铁大国钢铁业的就业人数都大幅减少，其中法国和英国1990年钢铁业的就业人数还不到1973年的三分之一。
这些从钢铁行业、制造业裁减下来的人，绝大多数都加入了服务业。虽然按照马克思的宽泛定义，服务行业的绝大多数人也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来换取工资，因此，他们依旧属于无产阶级，依旧可以称为工人，但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所谓工人阶级并不仅仅是简单聚集起来的一群人，他们必须同时具备自我认同意识和归属感。
虽然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把清洁工、夜总会的服务员、保安、收银员、私人保镖、保姆、经纪人、销售代理、运动员、艺术家、医生律师、大学教授、公司经理、政府公务员等都界定为工资领取者，都界定为雇员(employee)，都称为工人，但这些人与传统意义上的蓝领工人——在福特制流水作业线的操作工、高炉边上的钢铁工人、建筑工地上的建筑工、井下的矿工等相比，无论在工作环境、工资收人、生活方式、政治诉求等方面无疑都有巨大的差别，他们之间显然难以形成共同的语言，难以形成认同感和归属感。而且即使在制造业内部，后福特制已经把整体流水作业线分解成一个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岛”，工人们的收人往往与自己所在的“生产岛”——即所在的生产班组的效益直接挂钩，而与其他班组则几乎没有关系。这在客观上就把同一产业甚至是同一品牌的工人分裂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由于人数的精减，在每个“生产岛”内，工人们往往要求掌握多种技术，甚至管理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和操作人员之间的界限也比较模糊。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制造业内部，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意识和归属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个“工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了。也就是说，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福特制的全面采用，社会民主主义赖以建立的最重要的柱石在事实上也已经坍塌了。
如果说，在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随着福特制的广泛采用，西欧各国的工业迅速发展，大批的农业就业人员变成了工人的话，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后福特制的逐步采用，西欧各国的工业就业人数开始明显减少，而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则急剧增加。这就使得传统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理论很难继续对号入座。事实上，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传统以来的无产者和有产者的划分已经失去了意义，甚至传统的三大产业之间的区分也变得模糊起来。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结构，西欧各国对社会职业的划分和认定做出了新的探索。例如，法国就把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职业划分为40多个类别。
其他国家目前虽然还没有出现像法国这样详尽的职业统计，但基本情况是一样的。这40多种不同的社会职业与地区、民族、宗教、环境、女权、移民、欧洲一体化等问题相互交叉，就会产生出成百上千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而这些诉求最终都要通过政治渠道来解决。于是就出现了在目前的西欧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政党多如牛毛的现象。在法国和意大利，在地方选举中都有几百个政党在角逐议会席位，在全国选举中，通常也有几十个政党在竞争。最终突破门槛线获得议会席位的也有十几个政党。
这就意味着在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竞争对手绝不仅仅是保守党。为了保持其主流政党的地位，各国社会民主党首先必须跟几乎所有这些不同的政党竞争，以争取得到尽可能多的选民的支持，这样才有可能获得执政资格。如果它们长期得不到执政机会，就意味着被边缘化。一旦获得执政机会，它们还必须与议会中的其他政党进行妥协、合作。因为在目前的政党制度下，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几乎所有政党，都很难在各国的议会选举中独自获得绝对多数的席位。在通常的情况下，只要反对派不构成多数就可以上台执政。然而这意味着，任何政党，包括各国社会民主党即使大权在握，也必须小心行事。因为，任何不当的政策在客观上都可能促使反对派形成多数。在这种情况下，一次不信任投票就可能使政府倒台。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欧国家，特别是意大利、希腊等南欧国家都出现了走马灯式更换政府的情况。而政局不稳对发展国民经济，特别是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这也向西欧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新的挑战。
虽然自1951年重建之后，社会党国际一直非常活跃，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政党组织，而且每隔两年社会党国际就要举行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一些决议和原则声明，达成某些共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都是该国际的成员，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交流与合作，但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各国社会民主党的行动都是独立的。社会党国际的各项决议对各国社会民主党只具有指导意义，并没有约束力。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改革、所有政策都只能限定在各自民族国家的范围之内，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从全球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主义还只是一种局部的、地域性的运动。正如英国学者皮尔森(Christopher Piersen)所指出的:“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立足于对人们的民族性铸造之上，政府通过强化社会组织(实质上是各种工会组织和行会联盟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影响)和国家权力，将其国民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做出制度安排。如果不进行这种安排就等于放弃了政治权力。也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政治依赖于不完全自治的民族经济主体的存在，在这个制度框架之内，发挥政府控制和分配资源的效力，并发挥广泛的社会保障的作用。以这种方式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可被视为是对全球化兴起的根本挑战。”反过来说，全球化的兴起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根本挑战。因为，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各种改革，实质上是借助于政治的力量，对市场分配机制加以调整和限制。当然，这种调整和限制只能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和民族国家之间界限的弱化，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空间也受到了严重的挤压。
本书前面提到的1981年法国社会党政府的改革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本指望通过提高低收人阶层的收人来增加有效需求、刺激经济，从而减少失业，但实际上，法国的经济没有刺激起来，法国的失业并没有减少，反倒是法国的进口有了巨大的增长。因为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境线已经弱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关起国门，我行我素，独自制定一套社会政策。实际上，马克思早在19世纪中期就发现了这一点。他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目前仍方兴未艾的全球化浪潮究竟从哪一天开始，学术界还没有一个普遍一致的说法。一般认为，1971年美国取消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解体是一个重要节点。随后在1974年，美国取消了对资本跨境流动的控制。英国在1979年也作出了与美国同样的决定。进人20世纪80年代后，西欧各国也都仿照美国和英国，取消了资本跨境流动的限制。从那时起，各种货币开始在西方国家自由流通。这意味着各个经济主体可以在相互之间、在世界各地自由投资。互联网的使用，使得大笔大笔的资金能够在几秒钟的时间内在全球实现自由转移。于是，跨国公司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其中，最典型的西门子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办了400多个子公司。随着跨国公司的普遍建立，世界贸易额和资金流动额也急剧增加。学者们普遍认为，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市场已经形成。
正如德国《明镜》杂志1996年第39期以该杂志记者的名义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指出的:“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爆发了。资本主义失去了国界。世界范围内围绕劳动岗位和工资的竞争急剧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眼中只看到本国福利的各民族国家政府孤立无援地与长期以来着眼于全球考虑问题的康采恩公司和股票持有者相对峙。政治是否已失去它的力量?”全球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冲击在瑞典表现得最为明显。
瑞典一直被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成功的样板。前面提到，早在1921年，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曾以最大政党的身份上台执政，从1932年开始就带领瑞典走上了一条既非传统资本主义又非经典社会主义的所谓“中间道路”。由于成功地躲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在战后欧洲重建过程中，瑞典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瑞典的经济发展水平很快超过了英国、法国、德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效地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瑞典社会一度出现了资本家有钱赚、工人有工作、全体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局面。从1932年就开始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信任，从而一直处于执政地位。
但进人20世纪7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瑞典只有800多万(目前为1000多万)人口，国内市场小，且经济门类不全，其经济发展一直严重依赖国际市场。整个西方经济的低迷，使得瑞典经济也陷入了低迷状态。瑞典国内生产总值在1960-1965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5.3%,1966-1970年下降为3.8%，1970-1974年下降到3%，1974-1977年又下降为0.3%。由于瑞典经济严重依赖于进口石油，因此，两次石油危机对瑞典的打击特别严重。在经济萎缩、失业增加的情况下还要维持已经实行了几十年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使得瑞典政府必然入不敷出、债台高筑，使得瑞典几乎在一夜之间就由先前的债权大国变成了债务大国。有人不无道理地讽刺说，瑞典福利国家是在高高的债台上修建的“安乐窝”。其最终结果必然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在1973-1984年，瑞典的年均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2%;瑞典货币也由1974年的4.08克朗兑换1美元，下降到1985年的9.1克朗兑换1美元,贬值了一半还多。在这样的条件下瑞典社会民主党输掉了1976年的大选，终结了连续执政44年的光荣历史。
货币贬值不仅意味着人民群众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也意味着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大量缩水，资本家投资的欲望必然受挫。而投资不足必然会导致生产进一步萎缩，这又必然引发失业、减少有效需求。怎样摆脱这一环环相套的困境呢?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答案是增加投资。但由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瑞典政府已经债台高筑了，因此瑞典社会民主党不可能沿用传统凯恩斯主义的老套路，不能再搞赤字预算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想到的办法是设立雇员集体投资基金。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瑞典，由于福利国家制度非常完善，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没有人省吃俭用，因为几乎一切所谓的“不测”都被纳入福利国家的保障范围之内，普通民众没有必要省吃俭用。这在客观上促成了资本的相对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瑞典，90%以上的家庭没有分文的股票。瑞典的资本市场完全被少数资本家所控制，其中，全部工业产品的93%由私人企业制造，95%的生产资料掌握在100个大家族手中，17个财政资本集团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仅占人口总数0.2%的人，却控制着全部股票市值的三分之二以上，仅占人口5%的人，却占有瑞典财富的二分之一以上。在经济低迷、通货膨胀、投资回报预期收益递减的条件下，这些手握巨资的资本家显然不会坐视自己的资本缩水开始把目光转移到了海外市场。
为了振兴经济，为了筹得必需的资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瑞典社会民主党就提出了创建“雇员集体投资基金”的设想。由于这个基金的主要来源是那些盈利较高的企业的所谓“超额利润”，因此这个设想也叫作“超额利润分享计划”。
之所以被称为“超额利润分享计划”，是由于在瑞典，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这40多年间，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一直实行着一种叫作“团结一致”的工资政策，其内容是，在同一行业内，不论其经济效益和盈利状况如何，所有企业、所有雇主，都必须向其雇员支付基本上相同的工资。举例来说，一名建筑工人，无论就业于哪一家建筑公司，都能得到基本上相同的工资。这一政策显然既能有效地促进和维护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又能迫使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改善经营状况，但却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另外一种不合理的现象:那些效益好、盈利水平高的企业可以按低于其支付能力的标准支付其员工的工资。也就是说，那些效益好的企业可以得到高于平均水平的超额利润。这也是造成瑞典资本相对集中的根本原因。但按照工人阶级的说法，那些效益好、盈利水平高的企业的全部利润，是由这些企业的全体员工集体创造的，只是为了保持工人阶级的团结，这些企业的员工才放弃了更高的工资要求。这部分超额利润，这些企业的雇员至少应该是有份的，但现在却全部落入了这些企业的资本家的腰包。如果这些超额利润作为追缴投资继续投入生产领域中的话，那就显示出企业越做越大，财富仍然在瑞典，还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瑞典经济开始明显萎缩。雪上加霜的是，随着资本边际回报率的下降，瑞典资本开始向海外转移，瑞典经济面临着被釜底抽薪的危险。
因此，瑞典总工会提出:国家应该通过立法，每年从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中，抽取20%作为该企业雇员的集体投资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本企业的股票。该基金的所有权归该企业雇员集体所有，任何单个雇员无论何时何地都无权将自己所占有的股份抽出、转让或转卖。从理论上说这一部分钱只不过是把企业原来用于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投资从资本所有者一方转移到雇员集体一方，以作为该企业雇员放弃更高的工资要求的补偿。瑞典社会民主党认为，该计划至少能实现三个目标:第一是保证瑞典经济有充足的追加投资;第二是防止瑞典资本进一步高度集中;第三是进一步维护工人阶级的团结。此外还有一个虽然没有挑明但却非常明显的目标，那就是能够逐步地改变瑞典的所有制结构，逐步地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
如果只实行一两年，甚至三五年，雇员集体投资基金对瑞典的所有制还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如果坚持下去，只需20年，在年利润率20%及以上的企业中，雇员集体投资基金所占的股份就将达到52%，而这个比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足以掌控一个企业。也就是说，只要实行20年，瑞典最优秀的企业就会变成为其雇员集体所拥有，也就是实现了社会占有。即使在盈利中等水平即年利润率在10%及以上的企业，只需35年，其雇员集体投资基金所占有的股份就可达到49%。甚至在年利润率仅为5%的企业，如果坚持75年，其雇员集体投资基金所占的股份，也将达到52%。如果实行100年，瑞典的生产资料将实现完全的社会化，这显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渐进社会主义的计划。这个计划是在1976年正式出台的。它既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连续执政了44年!难怪《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的作者唐纳德·萨松把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这个计划称为社会民主主义“退守在最后堡垒中的激进主义”。
不过，由于瑞典社会民主党输掉了1976年的选举，所以，该计划也只能搁浅了。
1977年上台执政的保守党政府虽然踌躇满志，但实际上并未能扭转瑞典经济的颓势。在1982年的选举中，瑞典社会民主党再次获得胜利并且重返政坛。这样，被搁置了6年的雇员集体投资计划又重新启动起来了。尽管遭到了三个政党的坚决反对，但是，凭借它在议会中6票的多数(包括瑞典共产党的20多个席位)，瑞典社会民主党还是在1983年强行通过了关于建立瑞典雇员集体投资基金的两部法律:《利润分享税法》《全民养老基金有关规则法》。
《利润分享税法》规定:从1984年1月1日起，到1990年12月31日止，所有税后利润在工资和薪金总额6%以上或总额在50万克朗以上的瑞典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社、储蓄银行、财产保险公司等，均需将超出限额以上部分的20%，作为利润分享税上缴国家，然后由国家拨付给在全民养老金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雇员集体投资基金委员会。《全民养老基金有关规则法》规定:从1984年1月1日起至1990年12月31日，瑞典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全民养老金的缴费比例，其中1984年提高0.2%，以后逐年提高，到1990年底总共提高0.5个百分点。这个增量和利润分享税合在一起，构成雇员集体投资基金。1984年，这个基金将达到20亿瑞典克朗，到1990年底，这个基金总额将达到140亿瑞典克朗，届时将占瑞典股票市场总值的6%左右。基金主要用来在瑞典股票市场购买瑞典企业的股份。通过占有股份来增加雇员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中的影响力，借以影响企业的决策和经营，促进生产和就业。这是迄今为止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最为激进的一次尝试。
为了安抚资产阶级，法律对雇员集体投资基金的运转还做了一系列具体限定，如规定对任何一家企业股份的占有都不得超过其股份总额的8%，所有投资的收益率都不得低于3%等，但这一改革还是遭到了瑞典资产阶级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此举是西方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没收，是对民主最野蛮的践踏和对正义的公开违背。在国会讨论上述两部法律时，瑞典资产阶级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组织了瑞典历史上罕见的75000人抗议示威游行。四个非社会主义政党虽然各有不同政见，但在反对雇员集体投资基金的问题上立场完全一致。它们联合发表声明:一定要把社会民主党赶下台，一定要尽快废除这两个法律。在1991年的选举中，由于四个非社会主义政党的空前团结，瑞典社会民主党失利了。由四个非社会主义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一上台就立即废除了有关雇员集体投资基金的这两部法律，拆分了已经积累起来的基金，解散了相应的机构。在瑞典，乃至在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史上最激进的这一改革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对于政府的行为，瑞典社会民主党几乎没有任何反应。尽管他们很快又重返政坛，但却再也不提雇员集体投资基金的事情了。原因非常简单:瑞典的人口那时只有800多万，国内市场非常狭小，一直严重依赖国际市场。1962年，瑞典工业品的52%要销往国际市场，到1983年，这个比例已经增加到了76%。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的许多企业在事实上已经走向了世界。其中，瑞典制造业中75%以上的企业都在海外建立了子公司。例如，于1927年创建的沃尔沃集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先后在荷兰、比利时、意大利、加拿大、美国、秘鲁、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开办了子公司。沃尔沃集团那时候就在事实上成为一家名副其实的跨国公司。随着大量海外子公司的建立，瑞典制造业的产值和工作岗位也大幅度向海外转移。据统计:1965-1990年，瑞典制造业海外雇员的比例增加了11.4%，占同一时期雇员增长总数的42.7%，国外营业额提高了9.1%，占同一时期营业额增长总量的35.7%。其中，跨国公司在国外雇佣工人的比例从1965年的33.9%增加到1990年的60.6%。也就是说，到20世纪90年代初，瑞典制造业，特别是制造业中的跨国公司，已经把它们生产的绝大部分转移到了海外。由此必然导致瑞典资本的大量外流。仅在1985-1990年，瑞典资本的外流量就由17.83亿美元增加到141.36亿美元，瑞典的国外直接投资占其总额的比重从1985年的21.4%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70.4%。正如英国学者菲利普·怀曼所指出的:“瑞典资本国际化的后果，是它在国内经济中没有了原先就有的那种利害关系，因此，削弱了劳资之间的合作，增加了维持一个以充分就业为特征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的困难。瑞典经济的国际化增加了国家对经济进行控制的难度。资本所有人成了'判断政府政策的一个陪审团’，如果环境不利于他们的活动，他们就扬言要把他们的资产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瑞典的许多大财团、大公司确实把他们的许多资本转移到了海外。这对于瑞典经济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瑞典经济因此而陷人更深的危机之中。这也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输掉1991年大选的根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瑞典社会民主党的雇员集体投资基金改革，不是败给了四个非社会主义政党，而是败给了资本全球化浪潮。
虽然遭受到各种力量的抵制和反抗，但资本全球化的潮流依然不可阻挡，因为从根本上来说，资本全球化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最佳配置，因此它必将创造出更高的生产效率，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例如用瑞典的资本和工程师加上泰国的工人在泰国生产沃尔沃卡车，然后直接在泰国和东南亚各国销售，比在瑞典用高昂的劳动力和高昂的社会福利税生产同样的卡车，然后再漂洋过海地运到东南亚市场，效率显然要高得多。用一位德国学者的话来说就是:“这准确体现了信息化时代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新的劳动生产率法则:数量越来越少的、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人们却可以创造出越来越多的效益和服务。经济增长不再导致失业率的减少，而是相反，要以劳动岗位的减少为前提条件——这就是高失业率的增长……这个'唯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只以赢利为目标，它要把就业者、(社会福利)国家、民主制统统排除。……在这些全球安家落户的公司之间利益冲突日益增长的时候，这些公司使自己从两个方面摆脱了与费用昂贵的国家的关系:劳动岗位与社会福利税。把失业和发展文明的代价都推给别人。”而随着资本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那里劳动力通常更便宜、社会福利税更低)，西方发达国家失业率普遍上升。
虽然在20世纪80-90年代，西欧各国的失业率就已经很高，但除西班牙、爱尔兰和比利时三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失业率还保持在10%以下。而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除了几个较小的国家之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五个大国在绝大多数年份，其失业率都在10%以上。在西班牙，某些年份失业率甚至在20%以上。这五个大国的失业人数总计一直在1000万以上。难怪欧盟把这一现象称为“劳动力市场危机”。
如此长期、大规模的失业，使得欧洲长期以来的福利国家政策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社会改革、所有社会政策都是以充分就业为基础的。在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看起来是社会为人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但归根结底，这些服务是由人们所缴纳的税赋来支付的。虽然一个人在不同成长阶段对社会的贡献和从社会得到的福利会有所不同，但对于绝大多数家庭和个人来说，他们向国家所缴纳的税赋和他们从国家那里领回来的福利，大致上是相当的。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西欧各国的大锅饭之所以能够做得下去，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为大锅饭做贡献。但20世纪90年代之后，出现了如此长时期的、大面积的失业，出现了许多全家没有一个人从事有收人的工作、完全依赖社会福利为生的家庭，使得作为缴纳税赋主体的中产阶级家庭很快就发现:他们向国家缴纳的税赋远远少于他们所领回来的福利。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传统以来的福利国家制度提出质疑。以至于时任英国政府首相的卡梅伦在一次议会辩论中大声疾呼:“没找工作别生娃!”因为英国当时就存在着上百万个没有任何其他收入、完全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家庭，而且许多仅靠领取生育津贴、儿童津贴的家庭，居然过得还非常富足、悠闲。广大中产阶级对此显然心怀不满。
中产阶级不满意，广大失业者更不满意。事实上，除了这些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之外，西欧各国还存在着一大批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的无业人员。这两部分人即失业者和无业者甚至已经成为目前西欧社会中最大的一个群体，他们在事实上就是目前欧洲社会的下层。他们之所以失业或者无业有许多原因，但他们却几乎不约而同地将其归之于全球化，特别是归之于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移民潮。
在战后重建时期，欧洲的劳动力市场曾经一度供不应求。为了缓解这个矛盾，西欧各国先后从南欧、中亚、巴尔干半岛及非洲北部等许多地区招募了大批客籍工人。当时的西欧各国并没有长远的考虑。它们认为，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下招募一些客籍工人来，当经济不景气时再打发他们走，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没有预计到的是，欧洲经济居然保持了近30年的繁荣。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早期登陆西欧的那批客籍工人在西欧已经生活了将近30年。他们不仅已经在东道国取得了公民身份，而且大都安家落户，养儿育女，甚至已经有了第三代，与东道国建立了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再加上早期登陆西欧的那批客籍工人的确为欧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最初从事的大都是当时当地人不愿意从事的搬运工、清洁工、建筑工、洗衣工、卡车司机等既脏又累且收人不高的工作，而且他们目前主要仍从事这些工作，因此无论是从道义上、法律上还是实际上，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的政府目前都还没有办法对这些人实行有组织的遣返，甚至也没有这样的计划。这批人事实上已经成为欧洲社会的一部分。
问题是进人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资本、商品和服务的全球自由流动，西方又兴起了一波移民潮。在这一波新的移民中，既有各国竞相追逐的高级工程师、各种专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高水平运动员、投资移民等，也有与早期移民有各种各样的联系，以婚姻、家庭团聚、政治避难，以及被西欧社会的高福利所吸引的各种各样的移民，此外还有大量偷渡而来的非法移民。据经合组织测算，到2008年，在西欧国家生活的外国人已经超过了3000万，这其中不包括早期登陆西欧且已经加人东道国国籍的那一批人，以及他们在西欧出生的子孙后代。到2008年，不在本国出生的外国人(不包括偷渡者)占本国总人口的比例为:意大利6.6%，丹麦7.3%，法国8.4%，挪威和希腊均为10.3%，英国10.8%，德国12.9%，比利时13.0%，瑞典13.9%，奥地利15.3%，爱尔兰16.6%，瑞士则达到了25.8%。
如果再加上那些早期移民和在东道国出生的外国人，在西欧各国的外国人比例平均接近20%。如此之大比例的移民，对西欧各国的社会政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西欧本土那些失业和无业者看来，正是这些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岗位。不仅如此，由于移民家庭的生殖欲望普遍较高，东道国还必须为这些新增的移民人口提供医疗、幼儿园、学校等各种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这在增加东道国社会福利开支的同时必然降低东道国普通民众的整体福利水平。除此之外，由于非法打工现象的普遍存在，这对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对正常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更有人把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欧出现的走私、吸毒、暴力犯罪以及恐怖袭击频发等现象也归咎于移民的增多。
虽然绝不应该把西欧的所有社会问题都归罪于移民，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移民问题的确非常棘手，它甚至已经成为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阿喀琉斯之踵”。因为，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毕竟是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而工人阶级力量的来源就在于团结,这也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所有著作和文献中都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口号的原因。虽然在实践中要实现这种联合还非常困难，但在原则上，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都还坚持这一立场，因为，工人群众毕竟依然是它们最基本的选民。更不得不承认的是，移民曾经为欧洲经济的腾飞作出过重大贡献。问题在于，目前西欧大比例的移民与西欧工人群众的利益，特别是与西欧下层工人群众的就业和社会福利发生了冲突。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怎样协调这个重大矛盾呢?近几年来在西欧各国兴起的民粹主义政党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打出了移民这张牌。最典型的案例是2011年7月27日发生在挪威的恐怖凶杀事件。这一事件的元凶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通过一个连环恐怖袭击，一下子夺走了77位同胞的生命，死者大都是挪威社会民主党的骨干分子和支持者。布雷维克本人曾经加入过挪威右翼政党——挪威进步党，但发现该党还不够有力，不够极端，于是决定自己采取行动。他残忍地杀害了77名同胞，似乎只是为了表达他的政见:坚决反对移民，特别是反对穆斯林移民。因此，布雷维克事件在事实上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它是西欧极右翼势力对全球化浪潮、对移民潮极端不满的一种反映。
由上述可以看到，全球化事实上向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多重挑战: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严重削弱了劳动力一方的地位，从而严重削弱了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基础;劳动力市场的全球竞争虽然提高了生产效率，但同时在西欧这些发达国家造成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不仅使得在业人员的境况日益恶化，还会使各国政府的社会负担日益加重;全球化事实上加速了两极分化，破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在客观上把工人阶级中地位最低、生活状况最差的那一部分人推到了极右翼政党一边。全球化使资本摆脱了国界控制的同时，也摆脱了各国政府束缚和控制，而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工人群众和社会下层则越来越依赖于各国政府的保护。而由于对资本控制力的下降，各国政府管控自己社会事务的能力也在每况愈下，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且不说一国不可能单独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目标，就是凯恩斯主义也不可能在一国单独实施。正如前文提到的，1981年上台的法国社会党政府曾试图以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以期减少失业结果，经济没有刺激起来，失业没有减少，反倒是进口有了大量增加。也就是说，没有了国境线的保护，凯恩斯主义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
以下为AI对上文进行的总结：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经济增速放缓，石油危机引发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无法有效解决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问题。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均未能有效应对经济问题，导致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受到质疑。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下降，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被新自由主义取代，强调减少政府干预、降低税率、私有化国有企业。
福特制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在战后经济繁荣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进入70年代后，消费市场饱和，福特制遇到瓶颈。后福特制强调小批量、多品种生产，要求企业不断创新，淘汰了许多传统产业和企业，导致大量工人失业。经济结构的变化破坏了社会民主主义赖以生存的充分就业基础。
全球化加速了资本、商品和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西欧国家的制造业和工作岗位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本的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使得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难以为继。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加剧了西欧国家的失业和社会不平等，挑战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基础。
20世纪70年代后，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服务业就业人数增加。传统的工人阶级规模缩小，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削弱。后福特制的生产方式将工人分裂为不同的利益群体，工人阶级内部团结减弱。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社会民主主义赖以建立的工人阶级基础受到严重削弱。
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经济增长放缓和大量失业使得福利国家制度面临巨大压力。失业人员依赖国家的失业救济金生活，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增加。高福利、高税收政策被认为是经济滞胀的原因，减税、砍福利成为主流政策，削弱了福利国家制度的可持续性。
战后大规模的移民对西欧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移民被认为抢走了本地工人的工作，增加了社会福利的负担，引发本地工人的不满。移民问题导致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矛盾加剧，社会民主党在处理移民问题上面临困境，影响其传统支持基础。
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西欧各国出现了大量新的政党，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唯一代表。多党竞争加剧，使得社会民主党在争取选民支持和执政过程中面临更多挑战。为了保持主流政党的地位，社会民主党必须与其他政党进行妥协和合作，削弱了其政策的独立性和连贯性。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对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控制能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得国家难以通过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控制力的减弱，使得社会民主党难以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问题，影响了其执政能力和公众信任。
随着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加剧，西欧各国出现了民粹主义政党，这些政党通过打出反移民、反全球化的牌，吸引了部分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的支持。民粹主义的崛起分流了社会民主党的选票，进一步削弱了其政治影响力和执政能力。
综上所述，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角度看，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源于经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全球化的冲击、工人阶级的转变、福利国家制度的压力、移民问题的挑战、多党竞争的加剧、政府控制力的减弱以及民粹主义的崛起。这些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导致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欧各国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