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旧福利经济学的出现

    2️⃣ 新福利经济学的思想主张

       3️⃣ 现代福利经济学的主要思想主张

• 20世纪初期，旧福利经济学，研究目标：国民收入总量和国民收入分配。

• 20世纪30年代，新福利经济学，研究目标：市场经济效率。

• 20世纪60年代后，现代福利经济学，研究目标：效率、减少不公平、社会融合、管理的可行性。

• 福利经济学及其出现

• 福利经济学的先驱

• 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福利经济学是经济分析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关注与发现最大化社会福利的原理。它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统一的思想体系。经济学本身经常被定义为研究社会如何选择使用其有限的资源来达到最大化满意程度。因此,几乎经济学家的每一个方面都包括福利经济学的内容。但是,有几位对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比其他经济学家更加关注于以下两个方面或其中之一:(1)定义福利最大化并且分析如何达到最大化福利;(2)确定阻碍实现最大化福利的因素并且建议去除阻碍因素的方式。因此,我们将这些个人称为福利经济学家。”——斯坦利·L.布鲁

• 福利经济学不能算作一个独特的和统一的思想体系，它是不同的学派和非学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同一目的进行研究的成果。强调社会改革的A.霍布森，新古典学派的领导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A.C.庇古，制度主义者J.M.克拉克，洛桑学派创始人之一的V.帕累托，凯恩斯主义的评论家J.R.希克斯等，都是福利经济学家。

• 福利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思想，认为社会是个人的总和，人们的理性活动是寻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如果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个人利益，最终就会实现公共利益，使社会的绝大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

• 福利经济学的创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

• 福利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家从福利观点或最大化原则出发对经济体系的运行予以评价的经济学。

• 首先,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展开,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也明显增加,于是,有关社会财富如何分配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发展,使民众能够合理地分享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成为备受思想界关注的问题。

• 其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社会问题开始逐渐严重并日益具有社会化。这些社会问题出现和加剧的原因以及社会问题的性质，与以前各个历史时期相比有了根本的不同。

•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问题的出现与加剧则是社会高度发展过程中的伴生物。

• 再次,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社会思潮纷纷出现,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尽量预防或弱化社会问题。

• 德国的新历史学派提出应该实行有效的政府干预,建立社会政策体制,实行政府强制型社会保障,实现社会问题的有效控制与解决;英国的激进自由主义同样强调政府应该实行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以便合理解决社会问题;英国的费边社会主义也提出强化国家干预,实行有效的社会政策的主张。而新古典学派则坚持主张市场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主张社会财富应该通过比较合理的分配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

• 功利主义

• 古典政治经济学

• 边际效用学派

• 不是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是效用决定商品的价值,从而提出了关于效用的理论。

• 效用就是一种物品作为一种商品能够为人们提供的服务,即“效用是物品依某种方法服务于人类的能力”。凡是能够引起快乐或者避免痛苦的东西都可以有效用。

• 边际效用递减、反效用、等效用

• 边际效用递减律:“一物对任何人的全部效用,每随着他对此物所有量的增加而增加,但不及所有量的增加那样快。”

• 最近一次购买所得的效用要少于其前一次购买所得的效用。边际效用最终会跌到零甚至会低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会停止参与交换关系。需求和效用间的关系，需求是行动者的心理倾向，某人愿意为某样东西付出的价格取决于这样东西的效用。

• 假定货币供给量一定,而边际效用又递减，那么，人们愿意为每一件边际物品付出的价格，就会在边际上递减。

• 一是如果价格便宜，个体就愿意大量购买，而如果价格昂贵，个体购买的数量就相对减少。

• 二是人们可能会通过延期购买某种具有较大效用的物品，而推迟满足需要。

• 三是人们为某样物品所付出的价格通常要小于它的价值或效用。非弹性物品（必需品）所形成的消费者剩余往往会转移到购买弹性物品（奢侈品）上去。

• 消费者剩余:“他宁愿付出而不愿得不到此物的价格．超过他实际付出价格的部分，是这种剩余满足的经济衡量，这个部分可称为消费者剩余。”

• 消费者购买某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和市场上这一商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消费者剩余。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仅可以购买自己的商品，而且可以得到额外的满足。

• 马歇尔用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论证市场自由竞争给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和劳动群众消费能力相对狭小间的矛盾。工人群众对商品的需求不高，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购买力有限，而不是他们的需求已经得到满足。

• 马歇尔的学生庇古承袭了消费者剩余这个概念，并把它作为创立福利经济学的基础。

• 阿瑟·塞西尔·庇古(A.C.Pigou，1877 ~1959）是英国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是福利经济学理论的开山鼻祖。他从1908年起在剑桥大学继承马歇尔的政治经济学讲座，一直延续到1943年退休为止。他曾任英国皇家所得税委员会委员，国际金融学会名誉会长，1929年被选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20年他出版了《福利经济学》一书，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福利经济学体系，成为旧福利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其学说成为二战结束后“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之一。

• 庇古认为福利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是增进一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福利。

• 所谓福利，是人们对获得效用的心理满足。

• 福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 广义福利即社会福利，范围很广，包括非经济的友谊、正义、自由、愉快等，难以计量;

  • 狭义福利即经济福利，是“可以直接或间接用货币尺度来衡量的社会福利部分”。

• 在同一个国家中，人与人之间的满足或效用是可以比较的，可以用数字表示出来;也就是说，各个人的经济福利是可以计量的。

• 效用可以用基数1、2、3……来表示，这种用计量办法比较效用的方法 ，称为基数效用论。

• 全社会的经济福利可以通过简单加总个人的经济福利得出；可用一国国民收入表示全社会的经济福利。

• 国民收入越高，经济福利越高。

• 国民收入分配越均等，经济福利越大。

• 国民收入总量增加是经济福利增加的主要源泉。

• 庇古强调，要使国民收入增加就必须使生产资源在各个生产部门中的配置达到最优状态 。

• 用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关系来说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标准。

• 庇古主张由政府对资源配置进行干预。

• 私人边际成本是生产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时生产者承担的成本;

• 社会边际成本是这一单位额外产品或服务使得社会所承担的成本。

• 私人边际收益是额外一单位产品或服务给买者带来的满足程度的增加;

• 社会边际收益是这一单位额外的产品或服务给社会带来满足程度的增加。

• 私人净边际产品是“任何用途或地方的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有形物品或客观服务的净产品总和中的这样一部分,该部分首先——即在出售以前——由资源的投资人所获得”。

• 社会净边际产品则是“任何用途或地方的资源边际增量带来的有形物品或客观服务的净产品总和,而不管这种产品的每一部分被谁获得”。

• 私人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就是“私人净边际产品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额”。

• 社会净边际产品的价值则是“社会净边际产品在市场上所值的货币总额”。

• 由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所关心的是他的私人净产值，所以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使私人边际净成本和社会边际净成本相等。

• 政府干预还有另一种必要性，因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会出现价格与边际成本背离，即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产出低于竞争的均衡水平。政府通过干预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使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这就是最大的福利。

• 干预办法包括：对事关全局的产业，如铁路、电力、自来水等实行国有化，由政府经营；对不适于国有化的产业实行特殊鼓励和特殊限制的政策，例如对引起污染的产业征以重税，而对农业这样收益大的行业进行补贴。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等等。

• 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同样的货币量对穷人的效用要大于对富人的效用。

• 把高收入者的部分收入直接或间接地转移给低收入者，直到他们的边际效用相等为止。

• 实现收入的转移可以有自愿转移与强制转移。

• 转移的办法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

• 自愿转移就是富人自动出钱举办教育、娱乐、保健、科学、文化等事业。

• 强制转移就是征收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

• 直接转移就是举办社会保险与社会服务。

• 间接转移就是对穷人最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进行补助。

• 收入转移措施要防止懒惰和浪费 。

• 反对实行施舍性救济 。

• 作为剑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庇古，除了以精确、明晰的表述，忠实地传播马歇尔的学说外，还在其基础上提出一整套福利经济学，被称为福利经济学之父。他从边际效用基数论出发，提出国民收入量愈大国民收人分配愈均等化，社会经济福利就愈大的命题。他还通过区别“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来说明怎样使生产资源在各生产部门的配置达到最适度的一点，从而使国民收入总量最大，社会经济福利最大，这使剑桥学派带有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 庇古的收入均等化理论一经出炉，就引起西方经济学界广泛的关注,其中也有不少的批评意见、尤以他的学生琼·罗宾逊最为代表。罗宾逊认为，个人从社会生活中得到的心理满足，即个人福利，是当事人个体的心理感受，因而是不能测量的，更无法进行比较。穷人有穷人的痛苦，富人亦有富人的烦恼，很难说富人的烦恼要比穷人的少。况且人的价值判断千差万别，对不同质的效用进行简单的加减计量是不科学的，所以收人均等化并不必然带来经济福利的最大化，该原理是不能成立的。穷人和富人从不同收人所得到的效用或满足是无法比较的，社会福利并不能通过收人分配加以增进,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就要在一定的经济组织、收人分配和价格条件下，求得一系列在交换上、生产上和生产与交换结合上的最优化条件。庇古的理论体系被动摇了，一些经济学家开始重建福利经济学体系。

• 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或补偿原则继续进行讨论。他们主张把价值判断从福利经济学中排除出去，代之以实证研究;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把交换和生产的最优条件作为福利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反对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卡尔多、希克斯、勒纳、西托夫斯基等人建立在帕累托理论基础上的福利经济学被称为新福利经济学。

• 帕累托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 补偿原则论

• 伯格森和阿罗的新福利经济学思想

• 如上所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特点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出发点，也就是根据已确定的社会目标，建立理论体系;以边际效用基数论为基础,建立福利概念;以社会目标和福利理论为依据，制定经济政策方案。福利经济学考虑的主要问题有:一个国家的经济职能怎样才是健全?分配制度如何才算满意?增进社会总福利应该做些什么?为改进社会福利必须摈弃自由放任主义到什么地步?

• 福利经济学既然要求国家实施福利政策，其理论必然贯穿着国家干预经济，他们认为，自由放任政策不会带来什么好的社会后果。他们测量经济福利仍然采用新古典学派的边际分析方法，而且特别推崇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财富和收人越趋于平等，就越能增加社会的总效用和总福利。

• 新福利经济学的奠基工作是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完成的。

• 维尔弗里多·帕累托（V.Pareto，1848-1923）主要著作有:《政治经济学讲义》(1896-1897)、《社会主义体系》(1901 -1902)、《政治经济学教程》( 1906)、《社会学通论》(1916)。

• 帕累托认为，在经济福利中对最适度行为的研究．或者说对消费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实现的研究，是福利经济学的根本目的。为此，他将最适度的行为与完全竞争下的一般均衡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一般均衡论的基础上提出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

•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序数效用论，认为边际效用不能衡量，个人间效用无法比较，不能用基数数词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只能用序数数词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

• 效用只能够进行排序，这种排序可以建立在显示偏好的基础上 。

• 无差异曲线是指消费者对不同商品的偏好次序进行排列。

• 帕累托用无差异曲线来分析生产领域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 帕累托认为，只要生产资源配置达到了最优化，社会福利也就实现了最大化。生产资源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和使用已经达到这样一种状态，除了损害他人利益外，生产资源的任何重新配置，已经不可能使一些人的境况变好而使另一些人的情况变坏。

• 新福利经济学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效用序数论提出了自己的福利命题：
  ①个人是他本人的福利的最好判断者;
  ②社会福利取决于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福利;
  ③如果至少有一个人的境况好起来，而没有一个人的境况坏下去，那么整个社会的境况就算好了起来。

• 前两个命题是为了回避效用的计算和个人间福利的比较，从而回避收入分配问题，后一个命题则公然把垄断资产阶级福利的增进说成是社会福利的增进。

• 补偿原则的提出

  • 在某种境况下，一些人状况好起来，而另一些人坏下去怎么办？

• 如果受益者在补偿受损者后仍有剩余，则社会福利福利提高，这种变革就应肯定。

• 反之，受益者所得不能补偿受损者所失，则社会福利降低，这种变革就应否定。

• 卡尔多的补偿原则是一种虚拟补偿。

• 希克斯认为，根本不需要受益者对受损者进行补偿，只要假定受损者最终能得到补偿就行。因为从长期来看，受益和受损可能彼此相互抵消。

• 希克斯的补偿原则又被称为假定补偿。

• 只有当某项变革能增加福利，而再回到变革前不能增加福利或较少增加福利时，这项变革才是可取的。

• 西托夫斯基的福利标准被称作双重标准。

• 李特尔把新福利经济学回避的收入分配问题又重新提出来，并把它作为判断福利的标准，提出了三重福利标准：
  （1）卡尔多-希克斯标准满足了吗？
  （2）西托夫斯基标准满足了吗？
  （3）任何再分配都是适当的吗？

• 伯格森于1938年发表《福利经济学某些方面的重新论述》一文，提出研究社会福利函数的“新方向” 。

• 社会福利函数论强调收入分配问题应该与其他问题一样，需要引入价值判断，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平衡点。社会福利函数论提出了为达到最大福利的道德标准和满足条件。

• 其表达方式为：
  $$W=F（Z_1，Z_2，Z_3……Z_n）$$

  • 公式中 $W$ 表示社会福利，$F$ 表示函数，$Z_1，Z_2，Z_3……Z_n$ 表示影响福利的各种因素或变量。

• 社会福利函数是每个人福利函数次序的组合，它要在无数个人福利函数的次序排列中，寻找和选择最大的社会福利函数。

• 在一定的收入条件下，根据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福利的最大化在于各种影响福利的变量的排列组合，在于个人对这种排列组合的选择，而个人的选择则取决于个人的偏好。

• 由于个人的自由选择是决定个人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条件，而社会福利又总是随着个人福利的增减而增减，所以要促使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应当保证个人自由选择的可能性 。

• 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还应当以合理的收入分配作为前提 。这种合理的收入分配并不是指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因为平均的收入对于有不同偏好的个人来说，并不能保证他们的福利都能增进。

• 根据各人的偏好次序，才能推导出社会偏好次序，然后才能确定社会的最大福利。

• 社会福利函数理论突出了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倾向，它比补偿原则论更强调福利的主观性。

• 这一理论对西方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了便利。既然是最大福利来自个人的自由选择，那么政府就不应当对个人的自由选择有所妨碍，一切限制垄断的政策建议都可以被指责为不利于实现最大福利的措施。

• 到底能否从个人偏好次序中选择出最大的社会福利函数?

• 阿罗在1951年写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试图用公式表示并求证:在个人偏好次序基础上可以形成社会偏好次序。

• 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总是面临着很多选择。但众多的选择都可归为两类:私人选择和公共选择。

• 比较先进的经济理论学者都认为，各种架构中的经济行为，都是人们在有限的选择方案中进行理性抉择的结果。例如，家庭根据其收入情况和物价水准，对所需消费品进行选择和最优组合;厂商在固定的产出水准下就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做出选择，或在不同的生产水准间做出选择;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方面做出选择。

• 人们怎样从诸多方案中做出正确选择?霍特林、希克斯以及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都认为、人的选择行为是理性的。选择者在对各种不同的选择方案进行排序的基础上，选出序位最高的方案。在一组可供选择的方案中，不管是家计单位在预算约束下可以购买的商品组合，还是厂商针对技术上可行的各种生产方式，选择者最终都会根据偏好，从中挑选出最佳方案。

• 通常人们对这些选择方案是按照偏好排序的，即在对任何两组选择方案进行选择时，通过相互比较．选择的人会偏好其一，或对两者的喜好程度一致。那么、在多种选择方案的排列顺序须有一贯性。假设有A、B、C三种方案，如果对A的喜好大于B，而B又大于C．则我们会认为A与C比较时，必然是A胜出。阿罗把这种一贯性称为递移性（transitivity)。

• 在递移性原则和非专制政体下，可从个人的偏好次序形成社会偏好次序、如在上述A、B、C三个方案中，社会偏好次序就是第一、A;第二，B;第三、C。

• 阿罗继续在经济领域中观察社会偏好的问题。他注意到，任何一家厂商的生产和经营行为、必须要（至少在理论上）能反映出众多股东的意志。可以肯定的是、股东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也就是将利润最大化。但是，利润是取决于未来的营运状况，而股东对未来的预期是会有不同的。假设公司必须从不同的投资方案中做出选择，每一位股东都会根据各自对利润的预期而对各项投资方案进行排序。如何从众多各异的排序中得出最佳方案，最为直接的方法是采用由公司制定的正式投票规则。

• 假如有A与B两种投资政策，被选上的必定是大多数股东所支持的一种。但阿罗说,在现实世界里，经常碰到的是有两种以上的选择方案。为了简单说明问题，他假设有A、B、C三项方案。最自然的做法，就是从三者当中选出一个大多数股东认为优于其他两者的方案。按照前面所述的递移性原则，如果人们对A的偏好大于B，对B的偏好又大于C，那么就可以推论出人们对A的偏好必然大于C。

• 但阿罗发现，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简单。一种令人困惑的现象是:A受到的支持度高于B，而B又高于C，但A和C相比较时．反而是(的支持度比A略胜一筹。即多数决投票(majority voting)，并不一定遵循递移性。阿罗称其为“投票的矛盾”。这是一个怎样的矛盾呢?

• 假设有A、B、C、三位候选人，同时也有三位选民。选民甲对候选人的偏好顺序是A优于B，B又优于C(以序数词1，2，3排列)。再假设个别选民对候选人的顺序排列具有递移性，则选民甲的偏好是A优于B和C。选民乙的偏好顺序是B优于C，C又优于A，因此他的偏好是B胜于C和A。而选民丙的排列顺序是C优于A，A又优于B．因此他的偏好是C胜于A和B。

• 从表中看出，对选民甲和选民丙来说，都是A优于B，因此在实行多数决投票的情况下，A和B之间的选择将是由A获选。同样地、选民甲和选民乙都认为B优于C。选民乙和选民丙都认为C胜于A。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三个投票者中，总有两个人认为，A优于B，B优于C，C优于A，产生了无递移性（ intransitivity)，他称之为“循环投票之谜”。

• 在循环投票的情况下，哪个候选人最终胜出，不是依据个人偏好而得出的社会偏好，而是取决于投票的顺序。如先就A和B候选人投票，则A以多数票通过，再就A和C进行表决，则C最终当选。但如果投票顺序从A和C开始，则最后获胜的是B。同样，投票从B和C开始的话、最终胜出的将是A。在该选举中，谁能够左右投票的次序．谁也就赢得了选举。

• 所以阿罗说:“两两相比的多数决投票制度，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能产生出一个排列顺序。”

• 在此基础上，阿罗经过严格的数学证明，得出著名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又称阿罗悖论):无论采用什么方法来加总个人偏好顺序以产生社会选择，而且社会选择也符合某些非常自然的条件，总会存在一些个人偏好顺序、让社会选择不具备递移性。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多数同意规则，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地保证投票的结果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

• 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使我们对民主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其不可能性定理告诉我们:正如市场存在着失灵现象一样，民主也有它失效的时候，尽管失效的概率很小。阿罗回答了新福利经济学的那个问题，即要在无数个人福利的排序基础上，推导出整个社会福利的排序，是不可能的。

• 相对福利学说

• 次优理论

• 平等和效率协调思想

• 杜生贝(J.S. Duesenberry)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所提出的相对福利理论成为现代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理论。

• 杜生贝在其1949年出版的《收入、储蓄与消费者行为理论》一书中提出了相对收入假定。

• 一个人的消费支出不仅受到自己收入的影响,而且受到周围的人的消费行为及其收入和消费相互关系的影响。

• 杜生贝的相对福利学说认为，一个人的支出同全国平均每个人的消费支出的比率是一个出发点，一个人由消费支出所得到的效用就依此为依据,他的消费支出越是高于这个平均数,他的福利就越大;反之,他的消费支出越是低于这个平均数，他的福利就越小。依据相对收入假定,每个人都隶属于一个“关系集团”。

• 所谓“关系集团”,是指个人在心理上把自己与之联系起来的那些人,这些人有着相近的偏好、习惯和生活方式,而个人的消费行为将受到这个集团的评价标准的影响,或者说,个人意愿和行为总是力求与其所属的“关系集团”的成员相似。相对收入假定对于重新理解福利的含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个人对自身福利程度的看法,并不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取决于相对收入水平,并且与“关系集团”成员的收入尤为相关。

• 许多福利经济学家在讨论福利含义时,都将福利等同于快乐,而快乐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相对福利论者认为快乐是相对的,是通过比较得出的。

• 坎屈里尔(H.Cantril)比较全面系统地从心理满足的角度阐述了相对福利思想,他在1965年出版的《人类关心的形式》中对快乐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阐释。他认为,如果说有人因有钱而快乐,但同时却有一些人虽然钱较少而快乐并不稍减,甚至存在一些无忧无虑的穷人。

• 坎屈里尔认为,快乐因人而异,没有统一的标准,更不能用收入的绝对水平的高低来衡量。

• 爱考斯(R.S. Eckaus)指出,福利与快乐是一回事,经济制度的首要任务是“致力于人类的快乐”;米商(E.J. Mishan)认为,在福利经济学中,福利与快乐是同义词。

• 一个人对自己的福利的评价不仅仅取决于绝对收入水平,也取决于相对收人水平，“一个人宁肯自己收入减少5%,而别人减少10%,却不愿大家的收入都提高25%”。米商的意思是福利是相对的,福利与个人收入增长之间并无必然联系,从而否定了传统理论中关于福利与收入呈正向关系的命题。

• 伊斯特林(R.A.Easterlin)在《经济增长改善人类的命运了吗?》一文中则认为,每个社会都有一定的消费标准或平均支出水平，一个人越是低于社会的消费标准,或者越是低于全国平均支出水平,他就越是不快乐;一个人越是高于社会消费标准或全国平均支出水平,他就越快乐。
• 根据这种观点,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但别人的收入没有增加得那么多,那么他的快乐就增大。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但如果每个人的收入都同样程度地增加了,那么他的快乐不变。

• 伊斯特林还指出,由于福利与快乐是一回事,而快乐是人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是没有办法测量的,因此,每个人对福利的评价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福利大小的比较就失去意义。福利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不仅如此，国家之间的福利大小的比较以及某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福利大小的比较实际上也是毫无意义。

• 伊斯特林因此得出结论:“用不同国家的平均每人国民收人数字来判断各国居民的福利程度,是一种不正确的国家比较方法;用一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平均国民收入数字的变化来判断该国居民福利状况的变化,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 1956—1957年,利普斯和兰卡斯特发表《一般次优理论》一文,提出了一般次优理论的说法。

• 如果所有的价格都不等于边际成本,生产者要达到利润最大化,就不能以帕累托最优条件作为标准。

• 利普斯和兰卡斯特将次优理论描述如下:一般次优理论认为,如果一般均衡体系在某种限制条件约束下无法满足某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即使这时能符合其他的帕累托条件,总的说来,这种状态仍是不合意的。换句话说,如果不符合其中一个帕累托最优条件,那么要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状态,就必须背离其他的帕累托最优条件。

• 利普斯和兰卡斯特一般次优理论的提出,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福利经济学家不仅关注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且更加关注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下怎样实现次优状态。利普斯和兰卡斯特还对此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实现次优状态的两大条件:(1)假定帕累托最优化受到了某种限制因素(如一般课税，一种收费，一种补贴,一个垄断者等)的影响。(2)仍然保留着关于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的假设。

• 利普斯和兰卡斯特一般次优理论的提出,对福利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福利经济学家不仅关注如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而且更加关注在非完全竞争市场下怎样实现次优状态。利普斯和兰卡斯特还对此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实现次优状态的两大条件:(1)假定帕累托最优化受到了某种限制因素(如一般课税，一种收费，一种补贴,一个垄断者等)的影响。(2)仍然保留着关于完全竞争均衡状态下的资源配置的假设。

• 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妥协的关系。他指出:“如果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那么在它们冲突的方面,就应该达成妥协。这时,为了效率就要牺牲某些公平,并且为了平等就要牺牲某些效率。然而,作为更多地获得另一方的必要条件(或者获得某些其他有价值的社会成果的可能性),无论哪一方面的牺牲都必须是公正的。尤其是那些允许经济极不平等的社会政策,必须是公正的,是促进经济效率的。”

• “混合经济结构”,既保存私人财产和个人自由,又存在国家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

• 改变以往对低收入阶层的补助办法,实行专门的税收政策,例如所谓的“负所得税”,即政府规定收入保障的数额，然后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给以适当的补助金。为了不把低收入者的收入一律拉平，补助金将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放或者实行所谓的“有限工资津贴”，即政府规定每小时的工资津贴额,然后根据每个获得最低工资的工人的实际工时发放,使多干活的人多得到补助。

• 让工人有权参与企业重大事务的决定的建议,办法是将企业部分股票分配给工人所有,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平等,而且可以增加效率。

• 增加国家对教育的支出,这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力质量和促进社会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使低收入者的收入有所增加,有助于缩小社会上的收人差距以促进社会的平等。